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俶尔远逝聆听并未远逝的财税“洪钟”——著名

  崔敬伯是我国著名财政学家和财经教育家。日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崔敬伯财政文丛》(2015年6月第一版)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央财经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和崔氏后人围绕崔敬伯的财税实践、理论和财经

  崔敬伯是我国著名财政学家和财经教育家。日前,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崔敬伯财政文丛》(2015年6月第一版)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央财经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和崔氏后人围绕崔敬伯的财税实践、理论和财经教育思想展开了热烈讨论。自上世纪30年代起,崔敬伯筚路蓝缕、笔耕不辍,致力于将西方财税理论和民主思想介绍到中国,并积极推动其在中国的实践,产生了广泛和深入的影响。他的财税思想及观点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现实针对性。

  在我国正致力于推进新一轮财税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大背景下,“发现”并打开尘封已久的崔敬伯财税思想库,从中汲取营养,对当今财税理论界是有意义的。

  税收问题一直是崔敬伯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许毅评价说:“(崔敬伯是)中国税收领域的著名专家……1937年他还直接参与起草了中国的第一部《所得税法》。在他出任新中国财政部税务总局副局长伊始,便着手筹备召开了全国税务会议,会上制定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由此创建了新中国税制体系。”

  以所得税为例。自近代以来,中国引进所得税制度经历颇为曲折,直到1936年再次启动起草《所得税法》并于次年实施。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才逐步推行并完善。

  对于所得税问题,崔敬伯从宏观和微观层面都有论述。宏观上,他认为,近代所得税的发展,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巨额所得的存在,这是经济的条件。第二,要有方法很清楚、很确定地知道所得的存在,这是行政技术的条件。第三,要有制裁的力量,足以捕捉课取巨额所得的存在,这是社会的条件。微观上,他指出:一是“缺少所得的丰富税源”。这一方面由于新式工业不发达所致,一方面则是少数城市逐步地萧条了。二是“新式簿记”“不能普遍使用”。这也应该归咎于中国“少新式大规模的工商业”。三是“吾国一般民众,在政治上毫无发言的余地,而富有阶级又凭恃其位尊多金,凡对于彼等之课税计划,总是运用种种方法必使流产而后已。”从中可以看出,崔敬伯对税收与经济、政治的关系认识得非常深刻。崔敬伯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所得税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为何如此曲折。

  值得注意的是,崔敬伯不是仅从技术层面来观察所得税问题。他坦陈,国家课税岂有不为收入之理,但还要注意的是,所得税的施行本具有两大目的:第一是根据“应能负担”的原则,使全国民的赋税负担得到进一步的公平。二是根据累进课税的原则使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得到再分配的矫正。

  他呼吁,“绝对抛开‘聚敛’的意念,注意到政治现代化的经国大计!”希望政府“持毅力以放大眼光”观察和对待所得税问题。他认为,中国本来还没有形成健实的中间阶层,以为社会化之中坚。如果因所得税使其“立增重担”,将会产生更严重的社会影响,偏离了立法的本意。1942年12月他写道,在战争的摧残下,现时中国的中层分子,不仅绝大多数已降低生活水准,全家的健康、事业与精神受到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社会重要安定力和领导层的中产阶级,已有完全趋于没落的可能。他提醒,中产阶级的厄运是国家民族的“不幸事件”,其遗害不仅限于他们本身。我们对于中产阶级应不应该设法扶持呢?此后数年间,他对于将所得税实施与培育中间阶层结合起来考量,并将之与“社会的治乱安危”及“中国民族命运的大选择”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显示出他宽广的视野和深远的见解。

  此外,对于目前学界仍有争议的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好坏”问题,崔敬伯也有许多独到见解。

  首先在定义上,崔敬伯通过考察间接税与直接税概念的起源认为,直接税和间接税的说法在理论上既不科学,在事实上又无一定标准。因此,为区别起见,只可以立法者的意思去断定。如果某种租税,立法者的意思以为应该由纳税人负担,而不应该转嫁,那就是直接税。反之,如果某种租税,在立法者的意思,以为不必由纳税人负担而可以转嫁的,那就是间接税。对于社会上流传的“是直接税就是好的,是间接税就是坏的”这种说法,他认为“太不可靠”。其实,“一种税制,在其本身上可以说并无所谓好坏,不过是国家公共生活中之一种工具而已。”

  崔敬伯举例说,过去的人头税,即中国从前所征的丁税,乃是封建社会中最坏的一种税制。又如过去的田赋,也是一种直接税,但是这种税制是不合于良税条件的。他借用剑桥经济学大师皮固(A.C.Pigou)的研究指出,当国民所得分配不均的时候,却要贫富阶层负担同额的消费税,使租税的负担轻于富而重于贫,演成“逆进”的结果,此时所谓间接税,当然是很坏的税制。若在国民所得的分配大致相等的社会里,大家的收入都差不多,负担同额的消费税,反合乎普遍与平等的原则,此时所谓间接税,又成了好的税制。可见,税制的好坏,要在各种条件齐备之后才能表现出来。

  对于财政职能、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当前仍受到重大关切的问题,崔敬伯有许多的论述,发人深思。

  他以中外历史进程说明了财政地位之重要。他说,中国民众最简单而扼要的政治理想,只是要求“青天”与“清官”——“青天”不事刑罚上的压迫,“清官”不事财政上的诛求。而且,“打官司”一事,尚属偶发不常有;惟有纳税封粮,才与一般大众的日常生活有切肤的利害关系。中国历史上所艳称的文景之治,也是在财政方面表示得最清楚;罗马衰亡的原因,虽不限于财政一端。但财政之黑暗与紊乱,为其灭亡之主因,则为从来学者所公认。财政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

  他以此得出结论说,今日的财政,不应该是政府的财政,而是社会的财政;今日的财政学,已经不是“聚敛之臣”或是“包税老板”的手册,而是一般大众怎样过好日子的理论的根据。离开大众的福利,是不会树立健全的现代财政制度的。这不仅是理论,这是事实,而且是历史的事实!

  在写于1942年6月的《财政真义与新税政》中,崔敬伯借用英国财政学者詹姆士·威尔逊的观点表示,财政不仅是打算盘,财政是国家的大政。他批评道,无奈从来的一般见解,总是看到财,而未能看到政。甚至以为办财政,不是给政府发财,便是给个人发财。他强调,国家财政应该脱却“敛财”的旧范畴,展开“树政”的新生命。

  这个“政”又是什么呢?崔敬伯进而指出,财政既是国家大政,则有其指导原则,这个指导原则应该是英国财政学者达尔顿主张的“最高社会福利原则”。具体标准包括三点:第一,对于内部扰乱和外来侵略,维护社会安宁。第二,增进社会生产。第三,改进社会分配。

  他还对预算在宪法中的应有地位作了论述。1934年3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宪法草案初稿并征求民意,崔敬伯从财政角度写了《宪法与预算》加以评论。他说,”——著名财政学家崔敬伯思想初探政府如为人民解除极为紧迫的财政上的痛苦,最扼要的关键,便是“预算统制”的确立。能够确立预算统制的宪法,便是最有权威最有价值的宪法!财政统制的源泉有三:为立法统制、为行政统制、为纠责统制。各种统制的实行,集中于共同的目标,便是“预算”。他呼吁说,此次宪草中,对于预算应该有独立详明的规定,方足以供行政统制之用,造人民统制之基。他还以“财政是国家的神经”来描述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突出地位。

  同时,要大力推行财政公开。他写道:一个政府,打算得到人民的拥护,最可靠的方法,便是将经手的款项,公开、系统、规律地尽告人民,使人民了然于这个政府。

  崔敬伯还从学科建设的层面说明了财政学的特殊性。他借用达尔顿的观点总结道:“财政学的地位,适在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边界线。”他批评说,从来治财政者,多重视其技术性,而忽略其社会性;认为是政府的财政学,而忘掉是人民的财政学;甚至仅认为是替统治者筹款管钱的技术问题,而忘掉是为大多数民众图谋幸福的根本计划!那样的财政,仅是“聚敛”的别名。那样的财政学,仅是暴君的工具。那样的财政学家,自然也成了教猱升木的御用学人!

  对于崔敬伯在财政学上的建树,为《崔敬伯财政文丛》作序的著名学者吴敬琏评价道:“崔敬伯先生是我国著名财政学家,民国时期因博学笃志,备受学林称誉……书中(指《崔敬伯财政文丛》)所论非常广泛……其中有关财政与宪政、财政公开、打击贪腐等方面的论述

  俶尔远逝聆听并未远逝的财税“洪钟”——著名财政学家崔敬伯思想初探

  都显现出他的远见卓识。”

  除了宏观上的论述外,俶尔远逝聆听并未远逝的财税“洪钟崔敬伯对于微观层面的理财及税收管理等多有所论。通过对古今中外财政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的观察,他主张,理财一方面要注重选拔“通敏精悍廉勤人士”,另一方面要注重法治建设,以保障财政真正服务于大众。

  崔敬伯说,国家庶政,非财莫举。财政管理乃政府任何单位之善良管理之必需无极娱乐待遇,但是,财之一字,在国人传统的意识中,总是带着一些不干净的成分。为国家充府库实财用者,称之为聚敛之臣。作为读书人的一般士大夫,“不善治生”,以言利为耻,以理财为讳。无奈,将理财委之于不学无术奸肮贪佞之辈,结果弄得乌烟瘴气,弊端百出。财本是最容易坏品的东西,而又委之于无品之人,于是贪污的行动,层见叠出。

  这种将“学术与财政,打成两截,将士人和理财,弄成对立”的传统,以及“士耻言利”的风气,导致崔敬伯所说的:吾国今日之大病,即在能花钱之人太多,而能管钱之人则太少,能善用钱者则更少。

  崔敬伯主张“根本打破”上述状况。他呼吁,理财以重用士人为归,学人以服务财政为荣,财政与学术打成一片,(如此,)财政方有真实的进步。

  而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财政状况今非昔比。他说,集体支出的方面愈多,数量愈巨,关系愈复杂,技术愈繁琐,则其仰赖于廉能而有为之财政家者亦愈甚。新时代的财政家,必非历史上的“聚敛之臣”所能胜任。

  他多次以我国唐代理财名家刘晏为例来证明:当时经安史之乱,唐室财政“猛展艰窘”,但经过刘晏的经营,竟有盈余。其中的一大秘诀是“检劾出纳,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书”,避免了税吏办税的窠臼。当然,从来重人治者,以为徒法不足以自行,重法治者,又以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因此,崔敬伯认为,治人与治法,实应并重,缺一不可。

  不难看出,在理财层面,崔敬伯努力引入先进的理念和实践,力图使其摆脱中国历史上税吏“敛财”这一狭隘、落后乃至反动的模式,推动进入规范、高效、法治的现代轨道,提升财政部门的形象和地位。这一点,在今天也仍然是全社会特别是财政系统面临的长远任务。

  崔敬伯(1897-1988),直隶宁河(今属天津)人。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法政学堂附中、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商科。后留学日本东京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1932年回国,曾任多所大学教授和国立北平研究院研究员,抗战期间及以后历任川康直接税局局长、国民政府直接税署副署长和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新中国建立后,崔敬伯于1949年12月就任财政部税务总局副局长,并参与筹备和召开首届全国税务会议,参与制定《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统一全国税政,创建新中国税制体系,成为新中国税收体制的奠基人之一。1950年10月,他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历任民建中央委员。1955-1958年,兼任中央财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无极娱乐待遇!“”开始后,他被剥夺了工作权利,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从1979年6月起,担任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顾问、中国财政学会第1-3届理事会理事或顾问、中国税务学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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